“纂图互注出麻沙，瞿陆双丁未足夸。歌雨楼中听得宝，郘陆眼正訾查。”这首七言绝句的作者，是现代著名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，诗中描写了清代几位著名的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镛、皕宋楼陆心源、嘉惠堂丁申丁丙兄弟以及郘亭、莫友芝先后得到宋代建阳麻沙刻印的《纂图互注六子全书》时，如获至宝的心情。

       建阳刻书业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萌芽于五代，繁荣于两代，延续于元，明和清初。南宋时，建阳是全国的三大刻书中心（蜀、浙、闽）之一。由于建阳地处闽、浙、赣三省要冲，交通便利；森林资源十分丰富，造纸业发达；北宋有游酢、杨时论道东南，南宋有七贤朱熹、蔡元定、黄干等理学大师在此结庐讲学，书院林立，文风鼎盛，为建阳的刻书业的发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。

       宋代建阳刻书繁荣的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，刻书地点分布广泛，记忆数量居全国之首。官刻、家刻、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。官刻有建宁府、建阳县等府、县刻书，私刻有私家私宅、私家创建的书院和学者刻书。最著名的是理学家朱熹曾在建阳崇化书坊开设书肆刻书，成为学者刻书的典范，对建阳刻书业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       坊刻是建阳刻书业的主力军，有的书房拥有书工、刻工、印刷和装订工匠，并聘请编、校、撰人员；有的书房主人则自编自刻，集编、刻、售于一身，相当于现代的出版社和书店；有的书房则接受委托印书，相当于现代的印刷厂。在北宋方勺、南宋叶梦得、陆游等人的笔下，即已出现了“建本”和“麻沙本”等称谓。南宋祝穆《方舆胜览》则将建本图书列为建阳的“土产”，与当时的贡品建茶，建盏并列，并说：“麻沙、崇化两坊产书，号为图书之府。”宋代，两坊建阳刻书大约不分轩轾。元明时期，崇化刻书超过麻沙，号称“书林”或“书市”。嘉《建阳县志》记载说：“书市在崇化里，比屋皆鬻书籍，天下客商贩者如织，每月以一、六日集。”这种远离都市，以图书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文化集市，无论是在中国文化史还是经济发展史上，都是极为罕见的。

       宋代，建阳的坊刻以余、刘、蔡、贡、虞几姓比较有名。著名书堂有余仁仲。万卷堂、刘日新三桂堂、黄三八郎书铺等30多家。建本纸张绝大部分用竹纸印刷，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宋建阳蔡梦弼刻本《史记》、元郑氏积诚堂刻本《事林广记》、元叶氏广勤堂刻本《王氏脉经》、元郑氏勤有堂刻本《唐律硫议》等，经专家鉴定，用的都是竹纸。

       宋代建本已开始制作插图，其主要特征是上图下文，以图辅文，以文释图，图文并茂。版画插图在课本中出现，增强图书的通俗性、趣味性和可读性，能帮助读者理解和记忆，因此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宋代建本中，不仅是通俗读物，刻书家们即使在儒家经典中也制作了大量的版画插图，从而使文字古奥难解扔典籍通俗化，这是建阳书坊敢于创新的刻书家的大胆尝试。如经部书中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，子部书中的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扬子法言》等，大多以“纂图互注”为名。朱熹对此曾有过较高的评价。他说：“书坊印得六经，前有纂图子，也略有可观。”

       宋代建阳刻本内容四部具备，其中又以经、史、子部儒家、医书、类书和名家别集为主。宋代建本书体的特点是效法柳公权体，其间架结构严谨，锋棱峻峭，瘦劲有力。有元一代，建阳仍是全国四大刻书中心(大都、平水、杭州、建阳）之一。书堂、书铺以及刻本的数量均超过宋代。在全国现存的元刻本中，建阳刻本几乎占了一半以上。内容上，经、史、文集之外，供市民阶层阅读的医书、通俗类书较宋代更多。尤其是日用类书，由于甚为畅销，刊刻者比比皆是，几乎所有的书坊，均有一两种类书刻本。此外，还出现了小说刻本，如《三分事略》、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等。

       明代是建阳刻书业的鼎盛时期，无论是书房还是刻本均超过宋元时期。据明周弘祖《古今书刻》的统计，明代刻书数量较多的南京国子监278种，南直隶451种，江西327种，浙江173种。福建最多。达477种。福建刻本中，又以建阳书坊刻本最多，达367种。嘉靖《建阳县志》载《书坊书目》多达382种，而这仅是嘉靖间的不完全统计，嘉靖至万历年间，新开张的书肆成倍涌现，刻本种类远远超过上述的数量。明代建本刻本内谷广泛，其中医书、类书、小说、戏曲以及日用通俗书籍刻本尤多，内容趋向通俗化、大众化，这是明代建本的特点之一。

       明代建阳刻本的版画插图发展到了成熟期。明万历间的刻本，几乎无书不插图。其中余象斗、肖腾鸿刻印的小说、戏曲刻本最为典型。明建本插图，突破了早期插图上图下文的单一格式，出现了全页巨幅、上评中图下文等多种形式，使建刻版画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，形成了与徽派、金陵画派鼎足而立之势，被称为“建安画派”。

       宋明时期建阳刻书的繁荣，为闽北乃至全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，促使大批经史、文学、科技等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，并得以及时问世和广泛传播，从而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创造了许多“出版史之最”。如在传播闽学文化方面，有我国最早的哲学文选，朱熹于淳熙二年在建阳编刻的《近思录》；已知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，淳熙十四年出版的《武夷精合小学之书》；世界最早的版权文告，南宋嘉熙二年福建转运司榜文，禁止各地书坊盗刻祝穆的《方舆胜览》等书。在史学著作方面，有最早的纲目体史书刻本，朱熹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；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，朱熹的《伊洛渊源录》；现存最早的《史记》“三家注”本，宋建阳黄善夫刻本。在文学作品方面，有东晋陶渊明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的最早刻本，南宋建阳刻印；唐李白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的最早刻本，元建阳余志安勤有堂刻印；现存最早话本小说刻本，元建本《全相平话五种》；《三国演义》最早的批评本，明余象斗的《批评三国志传》；最早描写杨家将故事的长篇小说，明熊大木的《北宋志传》。在中医典籍方面，有现存最早的《伤寒论》注解本，元建阳本园余氏刻印；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王叔和的《脉经》；元建阳叶氏广勤堂刻本；以及日本翻刻的第一部中医典籍，日本医家阿佐井野宗瑞于大永八年刊行的《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》。其所据底本，就是建阳熊宗立于成化三年自编自刻的，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被传为佳话。
 

来源：公众号《善本古籍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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